土著人在白人到来之前的许多年已经在猎杀野牛，他们妥善又节约地管理他们的战利品，并按照每个人在狩猎中所做的贡献分配战利品。但涉及活野牛群的所有权时，事情就大不一样了。土著人以及后来的白人，都没有界定野牛群所有权的经济可行的办法。野牛能够自由地从一个部落的领地迁移到另一部落的领地上去。假如一个部落的成员减少猎杀数量，他们保护野牛的努力，实际上在为另一个部落、甚至可能是他们的死敌提供牛肉。这一事实导致土著人毫不留情地猎杀野牛，以至于在1840年以前，在大草原上野牛生活的一些传统区域中，牛群已经消失了。两个事实加速了野牛群的消失，第一，白人人口远远大于土著人的人口数量；第二，白人猎杀野牛时的武器杀伤力更强。目前世界各国通过制定法规的手段努力限制狩猎和捕鱼的季节以及猎取动物的数量。一些国家制定计划配额限制捕猎，另一些国家建立了捕猎配额转让制度。比较各个非洲国家的经验可以发现，不同的政府行为在决定非洲象和其他濒危动物的长期生存机会中如何起到关键的作用。在南非，政府允许对一些老弱病残的大象进行有控制的剔除性猎杀，并努力加大禁止偷猎的力度来保护象群。津巴布韦通过建立和执行活着的大象和其他野生动物的产权，来最终保护它们免于灭亡。对于野牛的保护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类似于森林保护的自主治理模式（）
- AA、因为土著人缺乏相互交流的能力
- BB、因为土著人没有一个共享未来的意识
- CC、因为野牛的流动性使之难以建立集体所有权
- DD、因为当事人不享有改变制度结构的自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