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会议”和“不讲话的现场会”——改革之初小岗村人的风险决策1978年冬

“无声的会议”和“不讲话的现场会”——改革之初小岗村人的风险决策1978年冬，当“史无前例”的那场运动结束两年多，党的工作还在“两个凡是”指导思想下徘徊的时候，尽管在这一历史的转折关头由《光明日报》发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思想僵化，但经济改革的行动还在坚冰冻土下缓缓涌动。这一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这个全县最穷的村子，夏收之后每个劳动力分到3.5公斤麦子。据说小岗村18户人，只有两户没讨过饭，一户是当教师的李学桐，每年大约有几个零用钱可勉强度日，一户是在县银行工作的严宝才，由于吃的是公家饭，微薄工资在那个年代完全可以养家糊口。区区3.5公斤麦子，再加上微不足道的一点秋粮何以活命？小岗村当时并不出名，但“凤阳花鼓”却是尽人皆知的。“左手锣，右手鼓，打起那锣鼓唱一路。人家的丈夫作威又作福，我家的丈夫只会打花鼓„„”这年秋天，严俊昌当上了队长。这个倔犟的汉子几经琢磨，在冬末的一个晚上硬是把18个户主集中在家里，开了个“无声的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就是一张条子：“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们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到18岁。”就是这么一张条子，标点符号是后加上的。错别字不少，在18个人手中传来传去，不识字的就由别人在耳朵边悄悄嘀咕一番。满屋子里，除了十几个旱烟袋吧嗒吧嗒地冒烟儿，再没有别的声响。最后，严旗顺这个全村德高望重的老汉第一个在条子上摁了手印，大家随即仿效。把个白纸条上摁了红红的一片。就这样，大包干誓言在严俊昌主持下秘密诞生了。小岗村人为了保命，偷偷地将土地包产到户，这个秘密并没有维持多久。当时村里许多人为严俊昌捏着一把汗，担心这样下去会犯事；周围的村民也很快发现小岗人干活尽是一家一户，他们莫不是分田了？终于纸包不住火，小岗村一下子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引得各级领导都跑来了。由于历史原因，领导们态度自然形成了四种情况：一种是不打招呼，看完了就走人；一种是也看了，也听了，临走时靠眼神说话，使足劲同严俊昌握手告别；再下来的不是公开支持便是非常恼怒，当时公社书记一气之下，把给小岗村的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也给扣下了。县`地区和省里不少领导均以不同方式支持了大包干，默认便是一种最好的支持。不过他们感到忐忑不安的是，一旦老天不帮忙，收成不及上年，大包干就会被一棍子打死，政治生命也就跟着完了。1979年秋天，县委书记陈庭元满面春风，将一份统计数据交到省委：1979年全县的粮食产量比上年增产67%，油料增产1.4倍；小岗村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相当于1957年至1970年14年粮食产量总和，自1956年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上缴粮食12488公斤。秋末的时节，在陈庭元的积极倡导下，省委决定在凤阳召开一次“不讲话的现场会”。与会的全区四级干部不听报告、不讨论、不总结，包括小岗村在内实行大包干的几个村子，你愿看哪家就看哪家，愿找谁谈就找谁谈。结果在这次“会议”之后，分歧统一了，争议平息了，犹豫者坚定了，等待观望者“披挂上阵”了，大包干在整个安徽很快推开了。